鲁一变至于道者，由小康变为大同也。

秦汉以后，历代儒者都注重教化对社会政治的重要作用。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戮于天下。

提要：《群书治要》是一部中国古代治道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贾谊认为君主的道德教化是政治中的要务，《治要•贾子·大政》：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在治道方面，仁义与法度比较起来仁义为本，法度为末。实行德政就能感动上天，无论多远，其感召力都能达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后者为政法，在律人身。他把根本没有实现民主政治的中国方案拿来作为解决中国政治出路的方案——会产生能人的贤能政治，可以解决中国没有民主的政治形态的政治弊端。

社会理论是针对整个人类传统社会结构转变为现代社会结构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人。而宗祠是眼光向外——已经流动到城市社会的青壮年，就是让他们出来打工前的社会秩序把他们在外地制约起来。这种掩盖问题的现象与论述者的知识背景有关。问：民国新儒家兴起以来，其对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回应，你认为解答了哪些问题，又有哪些没有回答？ 答：民国以来，回应中国危机——中国向何处去，可以说提问成功，而方案失败。

我们也确实限制不了权力，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现代政治制度，但是我们有更高端的宪制，中国古代就有自然法……这种表述既蒙住了权力的眼睛，也蒙住了中国人必须限制权力并以之履行政治转型责任的眼光，更限制了一个学者应该理性去分析我们面对权力的现状和必须要进行的理性设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学的复兴是中国社会特殊处境下的特殊产物。

各派打破这个幻想之后，思想竞争会非常强烈。问：儒学在九十年代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出场，儒学要通三统，成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叙述的一部分。其实这里有个错位，民主政治并不保障产生能人，但是民主政治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分流，因而社会的自治足以保障人们不癫狂，这非常关键。社会科学的现实时间是当下，所以我特别强调面对当下的情境怎么办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有效限制权力，能不能促使中国政治结构有效转变，能不能通过我们已经有效的市场经济结构来建立一个相互适应的现代国家结构？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回避不了的现实责任。

因为过去只是一种面对历史的经验框架，是不可能回去的。这是大陆新儒家完全无法与之媲美的。儒学回到大陆，是1980年杜维明先生代表哈佛大学到北京大学来支教开始的，但是一直到1989年，儒学复兴的社会呼应不强，当时的呼应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不是儒学的复兴。这种追求被概括为：花果飘零，灵根自植。

这虽然同样也有点灵根自植的感觉，但是这个根植错了，是把现代化之根断掉，嫁接到已经枯竭的传统之根。因为这对现实中已经强势建立的国家机构来说，是不讨好的——这是知识界的集体思维，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本来通过乡绅自治与科举考试来吸纳知识分子的中国传统社会，失效了。而是一种政治形态，说到底是强人政治。

这三派共同的幻想在今天应该终止了——你可以设计方案，但是丝毫不发挥影响。但是自由主义也认为，自己的设计就能够解决问题。问：您如何看待现在一些学者把中国当代政治称之为贤能政治？新儒家如何解释他们与历史现实之间的这种冲突？ 任剑涛：新儒家明确说中国政治是贤能政治的还不多，主要是来自于海外的，比如贝淡宁写了一本《贤能政治》。但是，贝淡宁的表述比较特殊，它是在一个比较框架当中展开的：西方民主在衰落，选出来的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人，比如特朗普，而不像中国的政治家都训练有素。比如，怎么在一些伊斯兰教组织非常严密、信众非常多的地区有其他宗教组织和宗教信仰的扶持和安排，让他们形成一种社会秩序的对冲。第二，中国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通过西方力量的介入或者帮助来解决中国问题。

但激进主义最终付诸于政治革命去建立社会和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西方在整体性上的社会理论都得到了很好的建构：一方面是国家权力。

二是儒学复兴的背景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陷入困境，而权力又不愿意把法国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高扬过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意识形态重建的指引——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对权力的作用，使他们有天生的直觉和敏感。表面上，从道德境界来看，王学把儒家关于道德的修养抬高到极限，但是一旦这样之后最大的危机也就跟随而来——一旦内心不认可既存的秩序，就意味着人最后的防线也彻底崩溃了。

实际上，无论是当时留在大陆的新儒家还是到了港台的新儒家，再到如今的大陆新儒家，在知识上都是接引西学以重新解释儒学——牟宗三翻译康德三大批判而找到了知识的寄托点和超越点，蒋庆靠翻译《基督的人生观》和《政治神学》转进儒学而登堂入室。我是把明代王学的兴起视作儒学衰落的开始——王学是儒学的最后挣扎。

第二是社会秩序，他为科举考试编纂了《四书集注》。因为政治是当下博弈和妥协的产物，用历史叙述隐匿现代民主政策的框架，难道躺在历史的功劳本上，我们就可以拥有宪政了吗？这种陈述可以说是思想懒惰的表现。在实现这个蓝图的过程中，这几个方面是多元竞争，他们想解释一个中国结构性转变，开始往下走，因此三派的提问，是非常重要的。宗祠重建可能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基层社会秩序坏死——因为行政能力、行政资源不济，更因为基层行政工作人员动力不济。

因为新儒家手里没有什么资源和政策，也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资本。明清之际士大夫对传统的反思是在传统当中批判，所谓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已经触及到权力的分享问题，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

这是大布局，涉及到国家对宗教的政治智慧。但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对这些都没有兴趣。

当社会理论不能出场的时候，出场的都是国家理论，二者本来应该是相携出场。第二，现代新儒家认识到，中国不再能够靠其他的外力来解决自身发展的路径问题——不管是模仿苏联，还是移植美国，而强调灵根自植，自己解决问题。

启蒙错了对象，基本问题都误植了。大陆新儒家应该由向往的王官之学成为现代民间之学的一个流派，不要一天到晚去幻想表述权力话语。实际上，明清以来，儒学自身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面向社会政治秩序重构，怎么安顿权力？而晚清到后来的辛亥革命把问题换算成，第一，种族革命。在这一点上，甚至可以说，晚期王学奠定了中国革命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土壤。

第三是不为人注意的文化心理秩序，鼓励士子们刻苦学习，用儒家经典去求取功名。朱熹的苦心是，儒学一定要维护三个秩序：第一是政治秩序，朱熹把它上升为天理。

在这一点上，港台新儒家有贡献，当然也有根本性缺陷。而正因为没有很好的解决，思想界应自我清理、残忍地剖析自己的责任，并抑制跳出战壕为国家筹划的冲动。

建立学统是新儒家最缺乏的意识。这样的附带结果，就是把中国的统治危机替换成族群危机。